     一个地区，或一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作为政府和工商阶层之间的中介与桥梁——民间商会这种非营利性公共组织的兴起就成为势所必然。当一个商会进化为强大的经济组织时，其中介和沟通功能不仅表现在对内部成员群体精神和职业素养的塑造与激励，以及和本国政府的互动关系中，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贸易可以发挥显著作用。

         300多年前，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工商阶层的商会组织先后兴起，各国政府并出台了相应的《商会法》对其加以规范和扶持。这种努力后来给华人世界造成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1840年前后，列强们利用武力、传教士以及强大的工商阶层和商会组织，把晚清帝国绑架为其原材料供应地和工商业产品输出地。欧美商会组织对本国政府外贸政策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大英帝国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道德谴责有意取消或减少对大清国的鸦片贸易时，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却通过所在商会及其在国会中的势力游说政府——允许这罪恶的交易继续进行，甚至走得更远。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晚清帝国首先在经济上被搞垮、继而在军事上被打败、最后国家意志和公民信念陷入持续混乱和屈辱。这种乱局被称为“千年未有之变局”。

         “19世纪中国同西方的经济关系构成一场商业革命”，而这场商业革命的结局之一，便是近代商会团体的诞生，美国学者郝延平在他的著作中分析说。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据史料记载，1887年在天津成立的天津洋商总会的16个会员中，有一个特别的成员，它就是短暂加入过该商会的大清银行。当中国近代准商会组织经过有识之士的广泛呼吁，在1900年前后纷纷兴起以前，晚清政府和它的工商界人士一直缺少相应的中介机构跟西方商人们进行对等交流。

         历史已如云烟，但国际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博弈并没有中止。随着中国在WTO框架内最后一些自我保护领域的解除，中国工商界跟国际工商巨头们博弈的性质已经表现为深度开放的竞合阶段。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空前的新时期，中国工商界人士在WTO框架内也憋着劲干了几年，他们的危机意识和发奋精神给媒体和公众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然而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是令人遗憾的——中国目前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商业组织，但是当西方国家的各种经济组织游说其政府对中国提出频繁的反倾销指责时，往往使中国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陷入被动境地——中国目前依然缺乏强大的经济组织来跟对手们进行沟通和应对。当然也有过一些积极的努力，这些努力发生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前沿阵地——温州。在一系列国际贸易纠纷中，温州首当其冲，于是当地的一些行业商会团结会员的财力和智慧进行过少量的应对。目前，它们发挥力量的空间和能量正在受到限制——由于商会的资金来源、内部的利益冲突，以及一些制度层面的原因引起的权威性、公信力的弱势，这些商会倘不进行大的改革和扶持，已经难以为继。

         面对当前这样的局势，中国工商群体似乎尚未在联合组织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热情、积极的探索和广泛的努力，这是更加令人遗憾的状况。《中国商人》杂志自2007年1月起启动“寻找中国商人精神”系列专题报道活动，对各地商会组织的关注成为这个系列工程的一个重点项目。2007年3月上旬，天津、山西这两个地方进入《中国商人》杂志的视野，当《中国商人》杂志更进一步接触到天津山西商会以及它的领头人和会员们后，研究和探寻的兴趣再次鼓舞起来——天津山西商会的运作模式似乎不仅表现在一个异地商会的创新经验和能力上，更在于天津和山西，这两个在中国近代工商业进化史上无法绕过的地域正在凝聚着一种新的活力和希望。因此当我们试图报告它的模式和经验时，常常不得不涉及到复杂而有趣的相关背景。

         2007年3月18日，天津山西商会会长张世伦会长在他“辽阔”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不久之后，商会将搬到天津一座综合配套相当先进的写字楼。在那里，商会的办公室将会更加气派，商会的专职员工也会增加，这将是天津山西商会第三次搬家。而在两年前，这个商会曾经以“天津山西经济促进会”的名义存在7个年头，它一直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办公设备以及专职的工作人员。

         张世伦曾经是一个饱受折磨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笔者随手制作的这个路线图似乎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来到当前的位置上：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小张世伦当着全班同学说他的理想就是“开买卖”。这个回答，让老师和同学们很失望。由于养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他也无法加入少先队，于是他拿了养父的钱做了人生中第一笔交易——红领巾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他在一间商铺里购买了它，亲自授予自己这无比的荣耀，然后对着镜子自我欣赏；

         初中一年级，少年张世伦通过努力当上了化学课代表，他认为自己还有能力担任更多的工作，于是发奋学习俄语，争取兼任了另一个职务——俄语课代表；

         高中毕业，张世伦照例不能获得高考资格，但他得出一个结论：“国家的富强需要的是知识而不是愚昧”。他开始自学大学化学课程以及俄语和英语，他自己发誓：上大学可以被挡住，谁能挡住我自学吗？我一定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文革期间，张世伦被严重迫害、抄家、游行、殴打，腿被打断后，两位邻家在张母的央求下帮助他逃到北京，他的身上藏了一本俄文教材……

         1972年以后，张世伦是天津五一化工厂的工人、推销员，他开始十一年的科研活动。1982年8月，他的《F-1型金属切削剂》、《W-3型除油离子》领先了国际相关领域的科研趋势，并获得专利。此后，他还研发了包括化妆品在内的精细化工产品。它把一米多高的科研资料用红绸子系在一起，作为国庆礼物，奉献给五一化工厂。在这些科研成果几经磨难发挥它们应有的经济效益之前，张世伦得到的待遇是：发配为清洁工。于是五一化工厂的厕所进入史无前例的清洁时代，因为清洁工在维护它的过程中使用了自己配制的化学清洁剂。

         1985年9月，他的磨难引起了上级关注，天津五一化工厂进行民主选举，张世伦被选为厂长，同年被评为“全国自学成才先进标兵”。此外，经过18年的努力，他终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1986年国庆节前夕，张世伦把他的科研成果转让费3万元全部捐献给天津市外环线建设工程。时任天津市长李瑞环亲自批示回送他一份厚礼：“天津市两个文明建设模范”。

         1987年，张世伦向天津化工局提出申请：我愿意承包两家亏损企业！被媒体誉之为：“改革挑战者”。

         1988年，张世伦承包的海河塑料厂首战告捷。他在这里总结出来的“群体经营工作法”被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学习。于是海河塑料厂在正常的生产收益之外，每年还有数十万元卖经验资料的收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多次接见了他，听取他的汇报。回报中发生了一个意外插曲，由于谈话时间长达三个小时，张世伦不得不中途找个借口飞奔向外面的洗手间，拼命过完烟瘾，然后飞跑回去。这个过程他创造的记录不到2分钟。

         1989年，张世伦又承包了天津劳保橡胶厂这家大型国有企业，群体经营工作法再次发挥作用，当年扭亏为赢。同年10月1日，张世伦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受到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接见。

         2004年，张世伦从天津市河东区副区长的位置上离任，被推举为天津山西商会会长，同时他还有一个头衔——“天津市烟协”的会长——一天要抽四包烟。　　　　

         “当我的新产品终于投产成功，我也亲自去装车……然后，我站在五一化工厂大门口，看着送货车队开出去，一辆……一辆……一辆……再一辆，又是一辆，还有一辆跟上去了！一直到看不见它们了我还站在那里。”

         “有一年，我研发的化妆品上市了。我就跑到商场里躲在一旁去看。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人买。后来，终于有个妇女买了一盒，然后又有一个，我就在那里数数，三个多小时后，我离开了。”

         “那个时候，我从未感到自己会有那么幸福。我觉得幸福就是当你经过委屈、经过打击、经过无边无际的痛苦和煎熬，终于成功的那一瞬间！”

         “而我今天的梦想就是，从我们商会里能够走出一个企业，又一个企业，很多企业都从这里走出去，每一个都可以勇敢地参与国际竞争，每一个都可以用自己的智慧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赢得荣耀和尊严！”　　

         我眼前这位体格魁梧的老人站起来又坐下，并不停地抽烟，动作激昂地帮助他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然后安静了一会儿，“为什么中国不缺少商业领袖，但一直没有出现强大的经济组织？”成了我们讨论的问题之一。张会长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仿佛被点燃的历史包围了我们，我们的思维顺着一条直线行进到遥远的过去，距今2000多年的历史另一端——

         2000多年前，大约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件事。他在本国获得成功，他的学问帮助一个屈辱的异国实现复仇计划，他的几句商业格言把自己的朋友培养成民间奉祀的财神爷之一，当他去世一千多年以后，一个庞大的商业群体由于他遗留下来的商业精神而纵横大半个地球。

         这位今人已不大熟悉的山西人，他的学问和智慧首先建立在质朴的胸怀、道德和信念上。左丘明专门为他处理过的一次外交争端写过一篇表扬稿。

         要理解这件事的意义首先要把当时的状况转换成今人习惯的样子。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世界发生衰变，它的权力空间和崇高威信逐渐被包括晋国在内的五大诸侯国家所挤占和稀释掉。于是周王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沦落为类似于“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到战国末期，他甚至连秘书长的荣耀都丢光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周天子奉祀数代的礼器全部被搬到了咸阳。

         在漫长的竞争与合作中，有时会在某个“国际警察”即盟主的主持下出现短暂和平状态。晋国与楚国当时轮流担任过一段国际警察的角色，正如同冷战时期的美国与前苏联两大巨头在上世纪所做的那样。

         在诸侯国家们结盟的过程中，道德和礼仪的形式感被各国代表们看得很重。之所以认真对待，是因为道德和诚信已经成为当时的稀缺资源，于是越是稀缺，愈加讲究。比如，当时的结盟仪式中有个“歃血”的环节，所谓歃血为盟，两个人、两个国家的血液流在一起，这就是亲人了，不得再去互相攻伐。歃血，既是道德业已沦丧的过程中一个对天宣誓的程序，也象征着期待并且激发诚信的“契约精神”。

         在晋国赢得盟主地位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晋国的前面歃血。但是在一次举行歃血仪式时，楚国代表提出异议：楚国和晋国地位平等，为什么就不能先歃血呢——正如同前苏联和美国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对某些事件的争先恐后。

         从订立契约的角度来讲，楚国代表的问题无可厚非，他认为既然是盟约就应该建立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

         然而客观上，这个要求等于冒犯了晋国作为一代盟主的威严和荣耀，对于楚国则是在争取政治市场上的“领导品牌”或者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因为叔向给计文子做思想工作时讲了一个道理：诸侯们尊重晋国是由于晋国国君的德行而不是威严。

         对于计文子的宽怀大量，孔子也写了一篇表扬稿，他的记载跟左丘明有所出入，他认为这次结盟还是晋国先歃血，因为晋国有诚信——为孔子所追怀的夏商、周都在山西解州盐池起家，孔子之标榜晋国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质上都是赞美晋国有诚信。

         两位大学者踊跃表扬计文子，可见这个人在当时确乎是一位教父级的人物，用我们今天的习惯来观察这个人的工作简历，可知他的确是一位很高明的经济学大师，而且他的学问不像今天的经济学家停留在不厌其烦的售卖层面，他的所有理论都经过了精彩的检验。

         晋国之所以能成为盟主，和它此前在“国内外贸易”中“轻关，易运，通商，宽农”策略是分不开的，这个开放的经济政策使晋国南部地区涌现出大量的富商，出身于“太子党”的计文子就是其中一位经营盐业的著名“红顶商人”。他将自己的商业经验写成了一本经济学著作《积著之理》——这是华商历史上第一本奠基之作。

         后来，晋国面临一场导致国家分裂的叛乱，计文子很可能成为这场叛乱的牺牲品，于是他只好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只身逃往遥远的越国。在那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结识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越国大夫范蠡。于是，如同亚当斯密给美国带来腾飞的理论基础，2000多年前的流浪汉计文子给忍辱负重的越国带来了一份厚礼。

         当时的越国在会稽之战中惨败，沦为吴国的附庸国，而受尽奇耻大辱重回国内的勾践先生正在修炼内功，企图他日一举雪耻。要实现这个宏愿，当务之急即是恢复国家的元气，也就是说要走过一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富民强国之路。

         范蠡向勾践先生介绍了计文子的《积著之理》，勾践听了惊为天人，迫不及待要接见这位作者。于是就像今天的策划大师，计文子得到了一次“提案”的机会。

         计文子给勾践先生讲的首先是如何解决越国这个“经济体”的战略问题，以及“经营国家”的宏观调控策略。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如同下棋，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因此，必须站在战略高度处理好每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才能慢慢积累起可观的国民财富。

         针对楚国的“六年丰收六年歉收”的周期性自然规律，计文子建议勾践先生丰年储备粮食多备舟船、灾年多备车辆并由政府调控粮食的供应。据他的观察，当时的一个国家只要能够储备三年的粮食，就不至于饿死人了。

         在1930年代后的美国，人们企图从可怕的经济大萧条中摆脱出来，就是否应该实行联邦福利和救济工程曾经有两派经济学家以及赞成其主张的议员们展开激烈争论。这两派人马不仅在国会里斗，而且利用他们影响的媒体在舆论上较量，弄得罗斯福总统大伤脑筋。

         然而在2000年前的中国，计文子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曾经是个商人，他也不主张在灾年对公民进行救济工作。他是从经济学的道德基础和基本规律角度，提出“平籴法”这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这个办法的原理和道德基础无疑是万寿无疆的，所谓平籴法，就是国家利用供求规律在丰年大量购进粮食，这样可以维持粮食的价格，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到了灾年的时候，市场上粮食供应减少，粮价上升，政府就以合理的价格出售来粮食。如此，举国人民可以在丰收年月积累财富，灾荒年月不至于饿死。

         勾践先生听了平籴妙法不禁也来了灵感，就请教是否可以将这个办法用于管制其他的商品流通。

         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勾践先生的灵感，我们的经济学大师必须讲一讲今天的人们也未必愿意承认的经济学常识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承担的是建立平台、维持市场秩序、维护商业道德，从而让它公正、公平、公开安全地运行，而不是与民争利，企图过多干涉经济、介入甚至垄断更多领域的经济活动。平籴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农业，乃是因为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事关国民安全，春秋时期一个小小越国还无法从大西洋(行情资讯)的那一边调运粮食而已。

         计文子的这番开导，勾践先生自然心悦诚服，因为他最急切的人生理想便是解决掉失国夺妻之恨，而不是成为一个忍耻苟且的富豪。接下来，我们的经济学大师给闻过辄喜的勾践先生介绍了今天的人们虽然懂得但未必能够完全贯彻的道理：

         第一个道理是：一个产品立项前，要经过实事求是的市场调查，尽量生产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或者为市场创造一种新的需求出来，无论生产或者流通什么产品，都必须有很高的品质保障。否则，产品就会滞销。

         第二个道理是：对于容易腐烂的产品，如鸡鸭鱼肉、牛奶豆腐小白菜以及水果等等一定薄利多销，不可贪图高价而惜售。因为销售容易腐烂变质产品的真理只能是追求销售和资金周转的速度，否则就会造成巨大的亏损。

         第三个道理是：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根据供求规律其行情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物极必反，价格涨到极点或者落到极点，都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物价变化的背后就是那一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因此价格过高时，珠玉如同粪土，要赶快抛售；价格走低时，要把握好火候，粪土也是珠玉，赶快买进。

         计文子与勾践先生会晤的那一天，人们还不懂得给猪肉注水，也还没有发明核武器、冰箱等冷藏设备，以及不正常的证券市场也还都没有出现，因此，他的三个道理都是真理。

         最后，计文子告诉勾践先生一个最根本的道理，这是用来解决管理者心态问题的，所有财富的使命是用来流通的，只有利用经济规律如同流水一样快速流通，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显然，这个道理对后来那些一心聚敛财富以囤积为能事的“肛门派”人物依然具有教育意义。

         非常可惜啊，我们都没有机会亲自见闻发生在越国王庭上的精彩演讲和互动性极强的交流活动，所以我们非常羡慕勾践先生。2000多年前那次经济论坛胜利闭幕第二天，勾践先生就召集文武官员召开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积著之理——越国政府经济改革听证会”。大会圆满结束后，越国花了十年时间推行计文子的经济政策，由于全国人民在国仇家恨的压力下空前团结，因此也很好地保持了经济政策在具体执行中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十年之后，兵强马壮的越国军队在勾践先生带领下冲进吴国王庭，夫差先生傻眼了。　

         以上是我们的经济学大师如何帮助给他提供政治避难的国家一举报仇雪恨的故事。下面则是，他的好朋友范蠡先生如何进化为财神爷的故事：

         勾践先生主持的那次听证会结束后，范蠡先生由于举荐有功，进步为“上将军”。然而这位政治家觉得自己整天指导公民如何发展经济，毕竟自己没有成功的商业经验，既然计文子的策略可以使越国富强，一定也可以使他本人也富有起来。在春秋时期，作为道德沦丧的并发症，高官们的贪污之风也已经很难遏制了。范蠡先生显然不愿意堕落其中。

         于是，大将军范蠡先生毅然弃官从商，他把计文子的“积著之理”反复演习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一生中三次聚财成为一代首富，又三次散尽家资，玩够了，终于退隐江湖，研究信仰问题去了。

         如果为西方人所尊重的亚当斯密有幸乘坐时间机器到达2000多年以前的越国，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国富论》拿出来，请范蠡先生签个名，把自己的《道德情操论》拿出来，再签一个名。如果无缘结识范蠡先生，他定会一把火烧掉自己的两本书，以告慰这位当年的陶朱公，后来的财神爷。因为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世界仍然没有解决掉经济运作中的道德归属问题。

         2007年3月18日那个下午，2000年前的有关经济学教父的传奇故事显然使张世伦先生再度激动起来。

         山西人计文子当之无愧乃是工商界人士的最高榜样。明清间盛极一时的晋商群体隔代继承了这位经济学教父的智慧，却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思想精髓，而今天憋足劲想要复兴昔日光荣的新晋商们，又能从他和他的得意门生身上继承些什么呢？

         这是张世伦先生在他那间办公室里反复思考的问题。他想建设的是，一个可以被广泛复制的商会，一个不仅适用于晋商群体，也适用于华商群体的经济组织。于是他人生中的又一次也可能是最富有挑战性的冲浪运动开始了。

         如果张世伦把他对天津山西商会的构想，直接讲给会员们听，抑或我在这里不加任何背景解读地照本宣科，可能会造成一个效果：他的理想似乎过于宏大以致于有点高不可及。

         然而，当我们把考察的范围扩展一下，从计文子甚至更早的时代一直到当前的世界，尤其是今天的晋商应该如何了解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中必须应对的问题，张世伦的构想就不但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愿景，而且在当前具有切实的意义。

         在这里，我首先试图复原出张世伦期望在会员们中间极力营造的一些共识。

         比如一个小孩流落街头，尘垢满面，乞讨为生。不知父母为谁，不知廉耻为何物，自打记事起，他就如此苟且偷生。他就这样混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一个人告诉他：你的父亲曾经是二十年前江湖上有名的刀客，是人人拥戴的侠义之士，你的外祖父曾经是抵抗外侮的著名将军，你的母亲更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出现了：这孩子先是无比吃惊，企图否认，继而无法赖掉祖先的光荣，接着自惭行秽陷入深沉的痛苦中。痛定思痛，最后他决定做点什么大事情了。于是这个孩子慢慢地便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满脑子都是“复兴”的念头。

         阿Q这人，尽管乱七八糟，无比的混帐，但当他自尊心受到侵害时总喜欢叫嚷着说：“我祖上也阔过！”

         我们仔细体会，阿Q的潜意识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他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复兴祖先的光荣。

         熟悉阿Q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后来做了很多事情，让未庄的人们刮目先看，他无论外出还是重新回到未庄，所作的努力大都跟他的信念有关。　　

         借用这个故事的结构作为模型，华人在历史上曾经蒙受巨大的耻辱，但是华人的历史典籍、民间传说、文物古迹、诗词歌赋处处记载着本民族在历史上所有遭受过的灭顶之灾和重新崛起的复兴传奇，他怎么会忘记“复兴”这件事情呢？

     所以当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突然想起自己的历史光荣时，所爆发出来的激情和力量是势不可挡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奥运的热情，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热潮，中国各省区纷纷祭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晋商”这样的旗号，以宫廷戏剧、商帮传奇为题材的影视、图书，从学界到民间对晚清历史和人物的重新解读和包容……

         这些纷繁涌现的潮流无不彰显出中国人希望重新找回自信，复兴昔日影响力的迫切心态。

         今天的山西商人们——他们似乎已经默认或者接受了“新晋商”这个身份了——也表现出“复兴”晋商传奇的激情。

         在这股热闹的复兴浪潮中，张世伦也在天津山西商会这个实验室里做起了“化学试验”，起初他曾希望用地缘、乡情、晋商在历史上的辉煌等等成分把潜伏在会员心底深处那股希望有所作为的复兴热情凝聚起来，但经过两年的试验后，他发现有些反应的方程式有问题，有些“化学成分”至今还没有被人们弄清楚。

         这些问题关系到天津山西商会的信念和团结的基础，也关系到它对自己近期和远期的战略定位。比如，从2000多年前的计文子开始，究竟有那一件事情关系重大，而又是晋商没有做过的？

         教授范蠡经商秘笈十八策，使范蠡成为一代巨富，成为世人景仰的陶朱公、范财神；

          春秋战国之后，自秦至汉，自唐、宋，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至长安，山西与陕西虽有秦晋之好的密切关系，但中间的一条黄河大峡谷无疑成为商业流通的天然障碍。同时，由于政治中心西移，山西在战略上对于长安的统治者不具备直接的威胁。因此，这一段时间的晋商并没有获得巨大历史性的商业机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明、清年间晋商开始积蓄力量的时候，仍然从事最简陋的小本买卖——长途贩运工作）；

         当历史进入元、明、清时代，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山西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区位优势随之凸显出来，于是晋商经过五百多年的运作，最终厚积薄发，进入历史的巅峰，然后湮灭无闻了——初具现代金融业规模的山西票号成为它的经典样本，同时遍布各地的“会馆”、“行帮“成为他们的联络机构。　　

         其次，可以把一个人，一个国家塑造为经济英雄，却没有一个跨行业、跨产业、尤其是超越家族和血统（主要指商业资本的拥有者而不是管理。